“智”护创新“竞”未来（知识产权报）

编者按 “各就位、预备、创新！”知识产权对推动体育世界的创造与创新至关重要。本版邀请两位代表性人物，从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和知识产权推动产业创新方面，解读我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过程中，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激励体育创新创造、赋能赛事运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与经验做法。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刘岩 记者：您参加了北京申办第27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工作。其中，在2001年8月北京申奥成功后的一个多月，您就牵头组建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下称北京奥组委）筹备办公室法律事务组。这对推进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刘岩：2001年8月8日，北京奥组委筹备办公室成立。当时，我是筹备办公室总体策划组员工。当年8月16日，我和同事合作起草了《关于在组委会筹备办公室内设立法律事务组并调配人员的请示》。此请示分析了此届奥运会组织机构即将面对的数量巨大、关系复杂的法律事务等实际情况，建议成立专职法律工作部门，研究法律对策、承办法律业务、防范法律风险。很快，经过筹备办公室领导决策，法律事务组及时组建并迅速开展工作。此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北京奥运会法律工作之中。 法律事务组自成立之日起，工作目标就非常明确，即以“为办好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提供及时、有力的法律保障”为基本出发点，妥善处理中国国情特别是法律环境与当时奥运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法律关系，尽快建立健全以合同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以认真履行《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及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承诺的国际义务为原则，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符合国际体育规则、惯例，充分满足北京奥运会组织管理需求，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组织有序的奥运法律工作体制和保障机制。 2001年12月13日，在北京奥组委成立当天，筹备办公室以法律事务组为基础成立了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确定其为正厅局级机构。此举既开创了我国经济、社会、文化、体育、会展以及其他活动组织机构内设法律工作部门的先河，又是规模空前的体育法律实务操作，代表着中国奥运法治实践的全面推进。 记者：从2001年北京首次成功申办奥运会至今，二十多年来我国体育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实践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刘岩：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我国虽然积极参与国际奥林匹克活动，但坦率而言，并未真正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如今已针对体育赛事特别是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 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我国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体育法等为基础，结合《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等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育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框架。2002年，我国出台《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初步完善了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2018年，该条例完成修订，进一步强化了对奥林匹克标志的保护。此后，在运动会知识产权特别是运动会标志保护领域，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进一步细化和补充了体育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在具体工作推进中，各相关部门依据职能分工，持续加强大型赛事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奥林匹克标志予以公告保护，依法查处恶意抢注行为；国家版权局开辟冬奥版权登记保护绿色通道，为涉奥版权作品提供便捷的版权服务；各级法院通过诉讼禁令等措施，强化对赛事转播的保护等。 另外，体育法于2022年完成修订，依法保护体育赛事活动现场图片、音视频等信息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记者：当前我国体育知识产权保护与开发在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刘岩：尽管我国在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相较于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知识产权的确立与保护仍面临一些挑战。尤其在体育知识产权领域中，与赛事有关的知识产权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显著突出的位置。 以体操、艺术体操、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跳水等难美类体育运动项目为例，其成套动作的形体姿态与技术往往体现出独创性、艺术性、表达性以及可复制性。诸如体操中的“托马斯全旋”“佳妮腾跃”“程菲跳”等经典动作，创始人均付出了创造性劳动，然而此类智力成果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尚未获得明确认可。相比之下，舞蹈类表演因其艺术性与表达性受到著作权保护，早已在业界形成共识。鉴于难美类体育运动与舞蹈类表演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其也应被纳入著作权保护的范围。 赛事标志标识、吉祥物既能在赛事宣传、普及方面起到巨大作用，也能产生经济效益，是体育赛事财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赛事知识产权的再利用和持续开发仍有待提高。除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以及被公众昵称为“大湾鸡”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祥物“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