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诉讼趋势揭示巴西为何仍是重要专利执法地

过去一年，在为客户提供标准必要专利（SEP）事务咨询并关注巴西SEP诉讼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外国客户常问一个问题：巴西是否真的是一个可以有效执行专利权的司法管辖区？尽管巴西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但许多外国专利所有者对其法院的熟悉程度仍低于美国、欧洲、中国或日本的法院。近期的SEP诉讼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趣的视角。SEP纠纷虽不能代表所有专利案件，但涉及当前全球诉讼中一些商业意义最重大、技术最复杂的技术。如果巴西的专利制度能够有效处理此类性质的纠纷，这将反映出其专利执法框架的整体成熟度。近期的SEP纠纷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许多专利所有者多年来对巴西的了解，同时也凸显了该体系的持续演变。在全球范围内，SEP诉讼因其所涉技术、商业利益以及围绕许可和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义务的广泛讨论而备受关注。然而，近期巴西SEP纠纷最有趣的方面之一不仅在于法院能够处理高度复杂的技术，还在于这些案件恰逢某些专利纠纷处理程序的更广泛演变。巴西法院长期以来习惯处理制药、电信、电子、化工和工程等行业的技术复杂专利纠纷。挑战从来不是法官能否处理复杂技术，而是司法程序如何最有效地评估这些技术。近年来，特别是在一些已成为复杂专利诉讼常见场所的法院，出现了新的程序方法。法院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单方禁令实践，而是越来越多地探索在决定初步禁令救济请求之前，允许在诉讼早期阶段审查技术问题的机制。SEP纠纷已成为这一趋势最明显的例子之一。一个明显的例子是IP Bridge诉比亚迪案，这是巴西首例针对汽车制造商的SEP诉讼。在该案中，里约热内卢第六商业法院的主审法官在决定初步禁令救济请求前，指定了两名独立的法院专家——一名负责技术侵权问题，另一名负责FRAND相关的经济数据，并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其结果不是偏离巴西的专利执法框架，而是该框架的演变。该体系展示了在保留技术证据和专家分析核心作用的同时，调整程序工具以适应日益复杂纠纷的能力。如果说巴西专利诉讼有一个一贯的特点，那就是技术证据的重要性。近期的SEP纠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察结果。巴西法官在处理高度技术性事务时通常依赖法院指定的专家。因此，技术记录的质量往往成为影响案件结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发生演变的不是技术证据本身的重要性，而是法院选择处理技术证据的阶段。在一些近期案件中，例如InterDigital诉迪士尼案，针对AVC/HEVC视频编解码专利对迪士尼发出的初步禁令是基于在对抗阶段之前产生的临时专家报告，法院表现出更大的意愿在决定禁令救济请求之前寻求技术澄清。虽然这可能在纠纷开始时需要额外的努力，但也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对结果决定的信心。这一发展在SEP纠纷中尤为重要，因为侵权和有效性问题往往涉及高度复杂的技术。但其相关性远不止于SEP，类似的程序方法在其他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制药诉讼）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对于专利所有者和被告而言，这种不断演变的框架的吸引力不仅仅是速度，而是速度与技术审查的结合。在讨论专利执法时，许多对话集中在一个司法管辖区是被认为“亲专利”还是“亲被告”。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寻求的是可预测性：纠纷能否通过既定程序进行评估？技术问题能否通过法院已经理解的框架进行分析？能否以合理的置信度评估诉讼风险？近期的SEP纠纷表明，巴西在这三个方面都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复杂案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早期技术分析，反映了提高司法判决质量和持久性的努力。基于更完善的技术记录做出的判决往往更能经受住上诉审查，并为相关当事人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近期SEP诉讼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它既凸显了巴西专利制度的优势，也显示了其持续演变的能力。近期的判决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演变。在爱立信诉联想/摩托罗拉案中，里约热内卢州法院第三商业法院就涵盖5G安全程序的SEP授予初步禁令，后经上诉维持。在诺基亚诉OPPO案中，针对AMR-WB语音编解码SEP的禁令导致OPPO在双方达成全球许可协议前退出巴西市场。在华为诉联发科案中，针对4G/LTE和EVS语音编解码专利的初步禁令促使双方在提起诉讼后六个月内达成全球许可协议。在JVC诉海信案中，基于法院指定专家确认必要性和侵权的技术意见而授予的初步禁令促使海信签订全球许可协议，从而结束了巴西的诉讼；而DivX诉Netflix案则产生了巴西首批基于实体审理的SEP/FRAND纠纷最终裁决之一，里约热内卢州法院确认了永久禁令，并驳回了实施者在上诉阶段迟来提出的FRAND抗辩。这些案件共同表明，巴西法院有能力处理当前全球诉讼中一些最复杂的技术。同时，它们也显示出司法机构在追求更高准确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方面不断完善程序机制。对早期技术审查的日益重视，加上对专家证据的传统依赖，反映出该体系在寻求速度与技术严谨性之间的平衡。对于专利所有者和制定全球执法策略的公司而言，这种演变可能是最值得